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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云江:中國佛教的大眾信仰模式
2019年04月30日 09: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云江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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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佛教大眾信仰模式是“以因果報應之說而為禍福禬禳之事”,即相信佛教所說因果報應道理不假,嘗試通過燒香拜佛、奉佛施僧、建造功德等,為自己、家人、族群乃至國家消災除病并集福延壽。之所以說是“大眾信仰”,是因為從古至今按此模式信奉者眾多。

  究其實質,這種信仰模式是夏商周以來本土宗教“巫祝”信仰的延續或曰“變種”而已。《周禮》中云:“(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招”謂招福祥,“弭”謂止禍祟。“時”謂四時有乖戾之氣能為疾殃。至于“梗、禬、禳”,如唐代學者賈公彥解釋云:“‘梗’者御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清代學者鄭鍔認為:“男覡于冬則‘堂贈’,于春則‘招弭’,事殆類此。圣人豈不知巫祝之非正,尚有招梗禬禳者,蓋人之精爽或失其正,則淫厲之物得以乘隙而入以致疫殃。故巫祝之類,亦不可無,非以為致福之由也,亦欲以除疾殃而已。故于男巫則曰‘以除疾病’,女巫則曰‘以除疾災’”。歐陽修曰:“禱祠以除疾殃,事雖茫昧,然坐視疾殃之至,而付之于無如之何,圣賢之用心蓋不如是也。”“巫”降致鬼神,人與之溝通,祈求鬼神招取善祥、除去疾殃。巫祝之風流入民間,幾千年來信奉者眾多,尤其古代社會生產力不發達,人遇到疾病、災難、妖異、困苦之事,政府和社會救助往往有限,借助巫祝之力祈求鬼神以“禬禳禍福”,能給人一些希望,此即歐陽修所言不能“坐視疾殃之至,而付之于無如之何”之意。

  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民間這一“借巫祝之力祈求鬼神以禬禳禍福”信仰模式相結合,并為之補充了大量新的內容。首先,佛、菩薩等塑像替代了“巫”;戒律清凈的僧人替代了“祝”。古時“祝”與“巫”雖都是事神者,但職能有所不同,祝“以詞而通神”,巫是“神所降之所憑依”,“巫”是佐“祝”的。佛教進入中國后,在民間信仰這一層面,佛菩薩像實際取代的是“巫”的角色,即成為神祇降臨、在場的憑依。戒律清凈或修行有成的僧人替代的則是“祝”的角色。其次,佛教的因果報應學說豐富了“疾殃之至”及憑神祇之力去除之的理論。按中國本土傳統宗教的解釋,疾殃之至是“人之精爽或失其正則淫厲之物得以乘隙而入以致”。佛教則將人今世乃至往世的身口意三業作為“因”,由此招致的疾殃作為“果”;關于禱祠神祇如何能除疾殃,中國本土傳統宗教只能“付諸茫昧”,佛教則可用“業力說”進行解釋,并施設種種懺法、懺儀。與先秦時期相比較,理論上顯然比原來更為豐富且精細。再次,佛教貢獻了大量新的神祇與禬禳禍福的新方式。佛教神祇的神力似乎更為強大,與百姓的關系更為密切,普通百姓也更容易與之溝通。佛教善于鋪排、夸飾,其宣教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佛菩薩的神力比本土神祇更靈驗且神通更廣大。尤為關鍵的是,佛教說清楚了這些神祇神力的來歷及與其眾生的關系,這比中國本土宗教的“付諸茫昧”更讓人信服。最后,佛教為自身在中國社會生存發展計,難免有意凸顯了為佛教“建造功德”在“禬禳禍福”方面的作用。佛教畢竟是外來宗教,在中國社會環境下想要生存發展,始終面臨著建寺安僧等巨大的生存壓力。為解決這一問題,佛教將中國本土宗教原有的“借巫祝之力祈求鬼神以禬禳禍福”改變為“以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而為禍福禬禳之事”,其中更有意凸顯了奉佛齋僧、建造功德在“禬禳禍福”的特殊作用。

  中國古代社會對此信仰模式雖有種種批評乃至限制,終究無法禁絕,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理論結構自身有局限,無法完全滿足民眾的生存、生活需求。儒家以“仁”為修齊治平的核心,以“天”為一種假借的根據,“仁”的確更方便個體的道德修養及群體的齊家治國,但其根據的“天”終究與宗教祭祀所需要的“神”“佛”隔了一層。尤其在古代,祭天還是皇帝的專利,與普通百姓無份;即便有天的“分級代理”如城隍、土地等,但在城隍廟、土地廟舉行祈禱、祭祀,仍偏于打官司、斷案子等公共生活方面,無法滿足民眾形形色色的個體或私人的生存、生活需求。這樣就造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層信仰結構:在國家治理層面與精英階層,是以儒家學說的修齊治平學說為主;在民眾階層,堂而皇之的政治及家庭正常生活方面固然認同儒家理念,但遇到疾病、災難、妖異、困苦之事,則多行“巫祝之事”以禬禳禍福。二者有所交集,也有矛盾與斗爭。中國古代學者對巫祝活動侵入政治生活往往持嚴厲的批判態度,采取嚴酷的禁絕措施;對于民眾自發的巫祝活動,大多時候是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因為從儒家既有結構上說,畢竟其道德實踐乃至信仰皈依的“形上保證”雖然人文、理性特色較為鮮明,但“天”干預人間現實生活的有效性還是偏弱很多。

  這一信仰模式可謂利弊參半。其積極效果是,可以造成個體一定程度上的止惡的“心理約束力”及為善的“心理驅動力”,有效緩解焦慮等心理,或者按馬克斯·舍勒的觀點,能使大眾在自身保有一個形而上的理念或情感,是用一個相對較簡單的“形上絕對”滿足了人存在精神層面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需求。其弊端大概有四點:其一,聚集民眾,容易成為新興宗教乃至邪教的策源地,進而對王權帶來潛在威脅;其二,沖擊儒家正統倫理觀念;其三,過度占用社會經濟資源,阻礙乃至減緩社會生產發展;其四,民眾沉溺其中,凡事都依賴神佛,容易養成懶惰心理。時至今日,以上四條弊端或多或少、或輕或重仍舊存在。總體來看,這是一種代價較高而成效較低的信仰模式。

  至于對這一信仰模式的國家治理原則,筆者以為南宋李剛《梁谿集》之《三教論》中所說仍有借鑒意義,“治天下者從于儒則治安之效,如彼溺于道釋之跡則禍亂之階,如此亦可觀矣。然則有天下者如之何?治之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勿論,以助教化,以通逍遙,且設法以禁其徒之太濫者、宮室之太過者,斯可矣,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然后足以為治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高延中國宗教著作全集(18卷本)翻譯與研究”(17AZJ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海外華人宗教與閩臺宗教研究中心)

作者簡介

姓名:張云江 工作單位:華僑大學海外華人宗教與閩臺宗教研究中心

課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高延中國宗教著作全集(18卷本)翻譯與研究”(17AZJ001)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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