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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理論和結構—建構視角下的中國社會工作發展
2020年02月25日 21:01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南京)2018年第6期 作者:王思斌 秦小峰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王思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秦小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借鑒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我們認為,我國20世紀以來社會工作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中時段,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的中時段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三個短時段。這其中,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會受到長時段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影響,同時中時段的體制和解決問題的模式也影響著短時段社會工作的發展,短時段社會工作的發展既受以往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也有建構的作用。看待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邏輯和前景,不應忽視制度性結構因素的作用,而用結構—建構觀對看待社會工作的當前發展是適宜的也是客觀的。因為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不是直線型的,而在漲落中發展也許更可能穩步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工作模式。

  關 鍵 詞:社會工作/時段理論/基本結構/結構—建構觀

  標題注釋:本文為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特色社會工作制度和模式研究”(09JZD0026)階段性成果。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重建和發展已有30年的歷史,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工作在參與經濟社會建設和為民服務方面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社會工作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何看待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進程和規律,不僅會影響政府部門、社會工作界對社會工作的參與,還會影響社會工作本身的發展。本文擬從時段理論和結構—建構的角度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進程和影響其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做些分析,以促進相關各方對社會工作發展邏輯和發展前景的認識。

  一、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及現實困境

  回顧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化、城市化及社會轉型也使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遷。在這種經濟社會背景下,特別是在現實和傳統、內部和外來力量的影響下,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雖然得以重建、社會工作得到了富有成效的發展,但也面臨了許多新的挑戰。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是從1925年燕京大學建立社會學與社會服務系開始的,后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隨社會學學科一起被中斷,直至1988年由當時的國家教育委員會批準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設立社會工作與管理本科專業,之后社會工作教育才得以恢復重建。從社會工作教育的角度看,30年來我國的社會工作大致經過重建與課程體系建設(1988-1999年)、快速增長與發展(1999-2012年)、體系建設與內涵發展(2012年- )幾個階段。在重建與課程體系建設階段,社會工作本科專業得以恢復重建,并從試辦到“轉正”,社會工作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基本確定,雖辦學單位不多,但社會工作專業實踐逐漸起步。自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發布后,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規模迅速擴大,并形成了“教育先行”①的特點。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戰略部署,社會工作教育和實踐才得到較快發展。2008年,啟動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大力推進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2009年,我國正式啟動社會工作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學生培養層次體系進一步完善,至今已有150所大學獲得社會工作碩士專業學位授予權。2011年,中組部、民政部等18部委發布《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次年19部委發布《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此后,全國大多數省、市、***也發布了相應文件。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在推進,社會工作服務領域在擴大,社會工作越來越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可。在政府、社會工作群體的協同努力下,我國的社會工作教育和實踐得到較快發展②。

  盡管如此,我國社會工作發展還存在著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從專業社會工作的角度看,這些問題包括:第一,發展不平衡。表現為少數東部發達省市的社會工作事業發展較快,不少中西部省區社會工作發展緩慢。第二,專業崗位不足。盡管19部委聯合發布了《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但許多部委沒有實質性推進該政策的落實,導致社會工作就業崗位短缺,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流失。第三,不夠重視。在不少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中,社會工作并沒有得到相應承認,在城市社區層面,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仍處于邊緣地位或被黨群工作所代替。第四,角色定位失當。一些政府部門、基層社區組織把最困難的民間糾紛處理甚至維穩工作交給社會工作者,而作為社會工作優勢的服務功能卻被閑置。這些問題是結構性的,并也構成了社會工作發展的“困境”。

  上述問題的存在或在某些領域擴展引起了社會工作界的一些擔憂:與社會工作快速發展的階段相比,現在的發展好像慢下來了。社會工作的發展前景如何?在政府強調社會治理、加強黨群工作,且一些地方出現用黨群工作“覆蓋”社會工作的情況下,社會工作是否具有其獨立性和專業自主性?中國社會工作會走怎樣的發展道路?這些問題是需要回答的。本文認為,社會工作作為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一項社會事業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如果把它看作社會總體發展的一部分,那么,它的發展就既受現實具體事件和局勢的影響,也受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制度結構的影響。因此,本文嘗試借鑒法國年鑒學派的時段理論對此做一些分析。

  二、從時段理論看我國的社會工作發展

  1.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學與時段理論

  本文所借鑒的法國年鑒學派的結構—時段理論是一種方法論,它主要想解決如何認識歷史發展的邏輯和規律。在布羅代爾看來,以往的傳統歷史學都是以研究某一時間的事件為主,這對于歷史學來說是片面的,歷史學應該是對整個歷史的研究,他稱之為“總體史學”。按照總體史學的看法,某一時間出現的事件對于認識歷史規律來說是次要的。實際上,決定歷史發展的不是這些形形色色、引人注目的事件,而是隱藏在長期的社會進程之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結構性要素。為了說明其觀點,布羅代爾把歷史學中必不可少的時間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③。地理時間是由地理狀況的變化所反映的時間,它是漫長的和緩慢的。個體時間是由某一個體或群體的行為表現出來的時間,比如一場戰役、皇帝的出生和加冕等,其變化是最快的。社會時間是群體和社會的歷史,變化介于地理時間和個體時間之間。后來他把這三種時間稱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而把它們各自對應的歷史事物分別稱為“結構”(structures)“局勢”(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④。布羅代爾認為,對人類社會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作用的是長時段歷史,短時段歷史只有在長時段、中時段歷史的基礎上才有意義。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結構支撐或阻礙著歷史,而短時段中的事件差不多只是浩瀚大海中的浪花。雖然布羅代爾不完全否認對事件的研究,但是他認為,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釋一切歷史現象⑤。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學對于歷史學來說是一場革命,它對以往的戰爭史學、朝代更替史學是一種顛覆。他把視野投向廣袤、寬幅的歷史過程,企圖達到對人類歷史(整個歷史)的更深層次的理解。

  2.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學與時段理論對社會學(社會工作)研究的借鑒意義

  布羅代爾在《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中說,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時間長河中共同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門社會科學可能使用的共同語言⑥。實際上,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學”已經超出了“傳統的”歷史學的范圍,并與其他學科包括社會科學發生密切的聯系。比如他指出總體史學的歷史觀與社會學的歷史觀(幾乎是短時段)的關系,同時指出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并不是分裂的⑦。正如布迪厄所說,將社會學與歷史學分裂開來是一種災難性分工,在認識論上完全缺乏根據。所有的社會學都應該是歷史的,而任何歷史學也都應該是社會學的⑧。長期以來,傳統社會學(特別是結構功能理論)忽略了時間和空間,只研究一般結構和過程,被認為是大而無當的社會科學。這樣,讓時間和空間回歸就成為對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現象進行社會學研究之必需。

  當然,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也有其局限性。他過分強調長時段或歷史進程中穩定結構的作用,而對短時段、一些歷史事件的作用有所忽視。按照他的長時段中的結構因素對歷史進程具有最重要意義的看法,歷史的主體已不是人,而是他所說的“其他”。無論是人的能動性,還是突發事件,都是次要的。這顯然是不全面的。對于布羅代爾過分強調長時段結構因素影響的觀點,著名現代化學者沃勒斯坦也有批評,認為應先考慮事件,再考慮結構,最后以局勢做總結,這樣會更有說服力⑨。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沃勒斯坦的建議是有道理的。

  回到本文的主題上,在研究當下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狀況和前景時,法國年鑒學派關注長時段中的深層結構對歷史影響的觀點,對我們有什么啟發?面對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的不足和沃勒斯坦的建議,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立場?這里涉及結構因素與能動因素的相互關系或其社會功能問題。那么,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與時段有關系么?社會工作發展的機遇和挑戰與歷史上形成的結構因素有何關聯?當下各方的活動又對社會工作的發展可能產生何種影響?筆者認為,如果借用法國年鑒學派的時段理論去分析,即不拋開歷史上的制度性結構因素去孤立地看待當下的某些事件,而是關注在一定制度結構下人們的能動作用,對問題的認識可能就更清楚一些。

  三、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時段特征及其建構性

  1.二十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時段和結構

  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把歷史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他認為可以把時間分為10年、20年、50年為一段進行研究,而長時段要用世紀來量度⑩。為此,本文把過去近百年作為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長時段,并將其劃分為三個中時段:民國時期、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以來。鑒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工作發展較快,而且發展階段明顯、面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所以進一步把改革開放以來這一中時段又分為幾個短時段: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末、21世紀頭十年、2012年以來。

  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這三個中時段的經濟、政治特征是十分明顯的。民國時期的社會工作主要是在外部力量推動下發展的,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連年戰亂和政治紛爭容納了那個時期學院派的專業社會工作。那個時期燕京大學的社會工作課程已經比較專業化(11),但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的區分并不明顯,來自美國的專業的、微觀的社會工作并沒有占據核心地位,甚至社會工作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12)或社會事業(13)。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特征更加明顯。在革命的名義下,原來帶有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性非專業的社會工作”(14),這是一套與計劃經濟體制、單位體制、戶籍制度相適應的解決民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工作方法,意識形態明確地存在于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特征更加鮮明。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社會轉型、對外開放和新的社會問題,使專業社會工作得以重建。漸進性改革造就了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轉型特征,也使社會工作不可避免地帶有轉型的特點。

  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工作發展的短時段特征也比較明顯: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末,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在體制層面上基本定型,原有的城鄉分割制度、單位體制被部分打破,社會問題呈現社會化狀態,社會工作教育得以重建并在困境中艱難前行。21世紀頭十年社會工作得到較快發展:一是在振興教育和大學擴招政策推動下,全國獲準開辦社會工作本科專業的學校快速增加,這是應對市場化、城市化、社會快速轉型,提高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手段。在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成為發展社會工作的最高動員令之后,我國社會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到2011、2012年,十八、十九部委先后聯合發布文件,為改善民生、解決社會問題、協力發展社會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民生改善、社會秩序維持變得更加迫切,政府的責任意識被強化,群眾工作在加強,社會工作的發展也迎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2.影響社會工作發展的時段特征

  如果用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看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哪些是影響社會工作發展的長時段因素或結構性特征呢?筆者認為,是經濟基礎、政治體制、社會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的途徑。1949年以前,我國是農業大國,小農經濟、政治動蕩、鄉土社會造就了民眾自救互助、低需求的福利意識形態。這時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因素相互交織,它們是歷史性的、制度性的,也是整體性的,這是社會福利領域的深層結構。來自西方的,以助人自助為基本理念,以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為基本方法的專業社會工作不可能解決如此艱巨的社會問題,所以,在民國時期,政府實施的是災民救濟、難民救濟,專業社會工作主要在外國人辦的一些醫院里實施。

  計劃經濟時期遇到的依然是普遍的基本民生問題,政府沒有經濟能力去全面解決這些問題,于是采取城鄉二元分割的方法,運用社會救助、社會控制、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去處理社會問題。“行政性非專業的社會工作”是與之相匹配的,它兼有服務和管理雙重功能。實際上,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深層結構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但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就了一種新的制度:有問題找政府,雖然政府并不能真正有效滿足民眾的物質生活需求。

  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至少到20世紀末),農村居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生計問題。在城市系統,政府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領域開展工作也不太積極。進入21世紀,隨著市場化加深、城市化加快、社會轉型復雜化,各種新的民生問題被暴露在政府和社會面前。一方面是國家有了較強經濟實力,另一方面是社會問題的尖銳和復雜化,這些都促使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筆者曾稱之為我國要“迎來社會政策時代”(15)。實際上正像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國的社會政策并沒有“自性”特征(16),即社會政策不是從民生出發的,不是基于民眾的社會權利,而是為了保障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反映在社會工作發展上,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展了,但一直難以進入更廣泛的實踐領域有效地開展工作,就是十八部委、十九部委聯合發布政策文件之后,不少部門至今也還沒有發展社會工作的實際舉措,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還局限在教育發展和基本民生的少數領域,實踐上還受到政府購買服務的制約。由黨政主導、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發揮社會工作作用的做法,一方面使社會工作得到一定發展,另一方面也使社會工作不得不依賴于政府而缺乏自主性,社會工作的專業性也難以充分體現。這其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和福利制度的系統結構對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

  以經濟—政治系統為基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結合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架構,是影響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基本結構因素。那么,什么是中時段的“局勢”特征、短時段的“事件”特征,它們對社會福利服務的影響又如何呢?如果不那么牽強的話,計劃經濟時期農村的集體化、人民公社化以及由集體承擔的對“五保”人員的救助,城市的單位制度和建立在相對平等基礎上的普遍就業制度,讓政治意識形態和行政手段發揮福利方面的作用,是這一“局勢”下社會服務的特征。計劃經濟時期的中時段的某些結構因素,如較強的社會動員能力、曾經有效的群眾工作、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也可能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工作發展進程產生影響。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時段的“局勢”、短時段的“事件”對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則更加明顯。這一階段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維持社會穩定,“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是處理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基本原則。在這一總的指導思想下,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來改善民生,通過補救性社會政策解決困難群體基本生活方面的問題,是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安排。反映在社會工作方面,就是要“形成黨政主導、社會運作、公眾參與的社會工作服務與管理格局”(17)。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圍繞經濟建設和維持社會穩定的中心任務,黨政出臺的社會保障和民生政策對社會工作發展的主導作用。其間中時段“結構”因素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在布羅代爾時段理論那里,短時段中的“事件”是一些反映重要人物活動的事件。而在社會工作領域,這些“事件”可以是某個地方政府的獨特政策和做法以及社會力量的重要活動。比如:1999年之后,開辦社會工作本科專業的學校大量增加;2003年上海政法委系統發展社區矯正服務;2007年深圳市發布關于社會工作的“1+7”文件;廣州市廣泛實施家庭綜合服務;2008年社會工作參與汶川“5·12”地震救災和重建;等等,這些都是在某一特殊背景下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事件。這些“事件”有其偶然性,它們在表現形式、實施方法和內容等方面帶有服務機構和重要操辦人的特點。盡管布羅代爾認為,這些短時段中的“事件”并不重要,因為它們的外顯行為并沒有反映歷史的大邏輯。但對于我國的社會工作來說,雖然這些“事件”也具有特殊性,比如,這些“事件”有的被認為是某某領導“愿意創新”“比較開放”“愿意做事”,某些學者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把這些“事件”放入大時段、中時段中,仍然可以看到長時段的結構因素和“局勢”的影響。也就是說,短時段中的“事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3.我國社會工作發展中的建構性

  在這里我們必須討論社會工作領域的建構問題。布羅代爾比較漠視短時段“事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我們認為其稍有過分。比如就我國社會工作而言,某一地方政府發展社會工作的“事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來自改革開放、快速社會轉型中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結構,來自應該實施的中央關于發展社會工作的政策文件。然而,當事人如何看待當地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問題;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則帶有地方性特點和一定偶然性。這種偶然性“事件”通過宣傳、推廣,可能產生示范效應,變得“普遍化”起來,進而影響社會工作發展的整體進程。我們看到,社會工作教育群體通過與政府官員的合作推動了中國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社會工作的“嵌入型發展”(18)“結構性融入”(19)“內在轉化”(20)等都是教育界推動專業社會工作發展的策略,也是通過發展社會工作回應市場化改革和社會轉型所滋生問題的實踐。這里顯示了具有“教育先行”特點的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創新路徑。實際上,這是在觀照了長時段結構因素的短時段的創新。這種創新是將演變成一種制度,還是“曇花一現”,實際上反映了當事人對長時段的結構(制度)因素和現實問題關系的認識和處理的合適程度。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識到,短時段的重要“事件”會對歷史發展有一定影響,在這里,建構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反觀社會工作發展中的建構性源自社會工作,也并非中國社會之原有,而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外鑠者”;因此我們說,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工作的發展不是自然進化的過程。我們從民國時期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狀況,計劃經濟時期專業社會工作被拋棄,改革開放以后社會工作艱難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工作專家的積極呼吁和相關政府部門的認可、支持,專業社會工作的恢復重建就不可能;如果不是社會工作的“教育先行”,中央關于發展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部署也可能是另一個模樣;如果沒有政府主管部門在社會工作專業力量支持下推進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并形成規模可觀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專業社會工作就不可能越來越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可,大規模的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就無從談起;如果沒有專業社會工作的較快發展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推動,“發展專業社會工作”也就進不了政府工作報告,社會工作在全國的發展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景象;如果沒有社會工作教育群體的宣傳和帶頭實踐,專業社會工作也許就成為其他工作的附庸;如果沒有廣大社會工作者堅持專業理念的創造性工作,就不會有專業社會工作與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的結合,也不會有今天廣泛興起的“三社聯動”。我們在這里無非是想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工作的發展是在中斷了30多年之后的重建過程,而不是計劃經濟體制中“行政性非專業社會工作”的延續和進化,因此我們說,這里的創新性建構是不言而喻的。

  四、結構—建構觀下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

  1.社會工作發展的結構—建構觀

  借用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對我國社會工作近百年來的發展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總面貌受到長時段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和福利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它們之間關系的影響。薄弱的經濟基礎、自上而下的強政府力量、復雜嚴重的社會問題、以自助互助為核心的福利意識形態等基本結構要素,不可能支持專業社會工作的較快發展。在三個中時段,上述基本結構與當時的“局勢”因素相結合,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工作樣態。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和開放兩個因素促進著社會工作的發展,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以往解決社會問題的制度性“遺產”的作用。改革雖然被稱之為“第二次革命”,但是實質上它是執政黨和政府自我完善的過程,有許多方面表現出“制度依賴”;開放帶來新要素的進入,更多地表現為創新和建構,但是這種創新和建構還只是局部的。在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時段和短時段社會工作的發展過程時,要重視社會工作專業群體及其支持者的建構行動,但是也不能忘掉長時段結構因素的影響。下面就是兩個很明顯的例證:第一,社會工作者都渴望并大力推動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中央也有相關政策,但是至今在不少部門和省區,發展社會工作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專業社會工作進入社區和某些服務機構并不順利,這不能完全歸咎于當事人的不合作、不作為。第二,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經濟的較快發展和社會轉型帶來社會問題的增加,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學者曾以國際上流行的社會權利理論為基礎,倡導發展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21),但是沒有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

  面對這些問題,有人可能會批評政府不作為,但如果從長時段理論來看,從我國的經濟狀況、政治形態、社會結構和福利文化的制度性特征來看,政府的某些謹慎態度也并非沒有道理。如果我們看到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提法——“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22),那么,過分理想的想法和政策建議就應該慎重考慮。

  盡管說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面臨著一些結構性困境,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工作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比如,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增強,市場化改革在深入,政府的福利責任意識在增加,民眾的福利文化在變化,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領域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調整,社會工作教育和實踐的影響也在擴大。這樣一來,制約社會工作發展的結構因素就會弱化,社會工作的建構就有了更大可能。這就是在重視結構性因素基礎上的建構,也即社會工作發展的結構—建構觀。結構—建構觀重視基本結構要素的制約作用,認為在以往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制度和結構是重要的,但也不忽視行動者的建構,這是一種強結構、弱建構的觀點,這是從宏觀進程的角度而言的。當然,從短時段理論和具體實踐的角度看問題,重視行動者能動性的強建構也并非不可能,實際上,在社會工作教育和實踐中,創新并不少見。這有點像布迪厄的實踐理論:這里有起基礎作用的結構,也有人們的能動實踐(23)。從這里可以看出,在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兩極中間,結構—建構觀比較偏向結構一方,這也與布羅代爾的重視長時段的結構要素有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它不忽視“事件”的作用,不漠視行動者的建構作用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2.結構—建構觀下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理性實踐

  如果我們承認基本結構的重要性,同時承認生活在這種結構中的人們也通過實踐建構著新的結構,進而這種結構也在逐漸變化,那么,我們就不會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持悲觀的態度,而是要理性客觀地看待社會工作的發展和踐行的社會工作實踐。所謂理性客觀,就是要看到影響社會工作發展的制度性結構要素的作用,認識社會工作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政治結構、社會福利制度及福利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及其對社會工作的作用方向,不盲目樂觀;要科學地選擇社會工作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著力點,發揮其應有的職能,并為社會工作的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社會工作強調“人在環境中”,同樣,社會工作也是在復雜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生存和發揮作用的。社會工作必須適應這些環境,通過有效的實踐改善不利環境,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更有效地發揮自己服務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當前社會工作的生存發展環境并不盡如人意,我們可以列舉出有些地方政府重視經濟發展、輕視社會建設,強調政府主導、忽視社會協同,固守低效體制、謹慎社會創新等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因為它們中的一些不是當事人的個人舉動,而是制度體制使然,而制度體制又不是馬上可以改變的。

  與社會工作的快速發展相比,近幾年來社會工作的發展“環境”變得比較“穩定”。當社會工作未能在新的方面有所突破,甚至某些地方出現用黨群工作“覆蓋”社會工作的時候,這種“穩定”就給社會工作者帶來“停滯”和遭遇困境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認識快速發展和“穩定”發展也需要有客觀理性的態度。正像40年來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有漲落一樣,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有快慢、漲落,這是正常的。1999年之后社會工作教育規模快速擴張總體上來說是好事,但是,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不會總是以規模的快速擴張為主要特征,有的學校的社會工作教育可能會萎縮;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是一種新的舉措,但這也需要反思、沉下來、制度化;社會工作與群眾工作的關系也是如此,在群眾工作還沒有把創新放到重要位置之時,社會工作以其專業方法的創新和效果可以得到快速發展。但是在群眾工作尋求創新并向社會工作學習一些方法之后,專業社會工作的優勢就不再那么明顯;黨群工作對社會工作的“覆蓋”,可能會使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勢頭受到影響;在社會矛盾比較尖銳、問題的處理比較急迫、專業社會工作難以很快奏效時,傳統的行政性管理、群眾工作就會作為經驗被派上用場。因此,從長時段的結構因素和短時段事件的角度去分析問題,看社會工作發展的漲落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從時段角度看問題時,我們還要看到歷史上形成的結構也在逐漸發生變化,并正在形成新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新制度結構)。比如,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工作的發展環境在不斷優化,專業社會工作的規模仍在擴大、水平在不斷提高,社會工作已經成為不可替代的結構性力量,而且政府部門、群團組織也在學習和借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這本身就是社會工作的發展。我們還需要看到的是,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不會變,國家現代化的方向不會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標不會變,政府和社會協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方式不會變。在民生領域,變得是人民需求的增長及權利意識的增強、政府改善民生的具體政策和方法的科學化。這樣,社會工作的持續、更高質量的發展就是應然的,這就是社會工作得以持續發展的結構性根據。在這種視角和理念下,社會工作界需要的是審時度勢、分析局勢、找好和把握好進行建構的介入點,與政府部門和群團組織的群眾工作進行協同,精準地發揮專業方法的作用,進一步發展符合我國實際的社會工作,這應該成為社會工作界的理性實踐。

  五、結語:對社會工作發展的基本認識

  本文借用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來闡釋、分析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問題,我們認為,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要從深層的基本結構中看社會工作發展的大趨勢,基本結構作為制度化因素對事物發展的影響是重要的和不可忽視的。但是,布羅代爾沒有對現實的實踐活動的建構性給予適當的關注。應該說,制度結構因素有重要作用,當下行動者的能動或建構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將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與結構—建構理論結合起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現階段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可以形成如下基本認識:第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工作的重建和發展不是獨立“事件”,而是歷史的某種接續,它與以往的解決社會問題、社會管理、社會福利制度有某種聯系;第二,社會工作并不是完全自主性的,作為非獨立的存在,社會工作在重建和發展過程中會受到經濟、政治、社會福利制度等結構性因素的重要影響;第三,在自我完善型改革中重建和發展的專業社會工作會受到歷史上形成的,并仍在起作用的相近重要制度(如群眾工作、社會動員機制)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合作、協同或競爭,進而會影響社會工作的發展,但這不會排斥社會工作的能動性和社會工作服務的專業性;第四,我國社會工作的重建和發展充滿建構性,參與建構各方特別是主要參與者們關注點的一致性程度和努力程度影響著社會工作發展狀況和形態,社會工作并不總是直線性發展的;第五,我國的社會工作發展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從各時段角度看,社會工作事業都是要往前發展的,而且要逐漸走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工作發展道路;第六,我國社會工作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政府有效的政策支持,需要社會工作群體在重視結構性因素的基礎上,用協同的框架、開放的思路、有效的服務去進行積極的建構。以上這些基本認識,或許可以促進社會工作群體的理性實踐,進而迎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工作的穩步發展。

  注釋:

  ①史柏年:《新世紀:中國社會工作教育面對的選擇》,《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②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9頁。

  ③④⑥⑦[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第30-31頁、第144頁,第27-41頁,第71-88頁。

  ⑤廉敏:《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載程光泉主編《全球化理論譜系》,[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法]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⑨[美]沃勒斯坦:《布羅代爾:歷史學家—“局勢”中的人》,載[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頁。

  ⑩[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

  (11)胡杰容:《教會大學與早期中國社會工作教育》,載王思斌主編《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七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2)雷潔瓊:《雷潔瓊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頁。

  (13)言心哲:《現代社會事業》,[石家莊]河北出版傳媒集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14)王思斌:《中國社會工作的經驗與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15)王思斌:《社會政策時代與政府社會政策能力建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16)景天魁:《引致和諧的社會政策——中國社會政策的回顧與展望》,[上海]《探索與爭鳴》2008年第10期。

  (17)《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中組發[2012]7號)。

  (18)王思斌:《中國社會工作的嵌入性發展》,[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2期。

  (19)趙瓊:《專業社會工作嵌入性發展的階段性再探索》,[廣州]《社會工作與管理》2016年第6期。

  (20)王思斌:《體制轉變中社會工作的職業化進程》,《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21)王思斌:《市場—社會轉型中我國社會政策的制度性發展》,《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1期。

  (2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23)[法]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0頁。

作者簡介

姓名:王思斌 秦小峰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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