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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地緣與“一帶一路”:人類學的視角
2019年04月29日 12:03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康紅欣 袁同凱 字號
關鍵詞:地方性知識;法律多元;地緣多樣

內容摘要:

關鍵詞:地方性知識;法律多元;地緣多樣

作者簡介:

  摘要:從法律人類學的視角審視“一帶一路”,沿線各種地緣承載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識和多元文化形態,同時也呈現出法律上的多元性。我們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正確認知和把握“一帶一路”上的地緣多樣和法律多元的關系,有針對性地施策,對“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地方性知識;法律多元;地緣多樣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華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研究”(編號:17JZD04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康紅欣,南開大學社會學系2016級博士研究生。袁同凱,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積極響應。”[1]歷史上的“一帶一路”是商業貿易和人文交流之路,新時代的“一帶一路”已從單純的貿易和交流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的區域合作要實現‘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2]在合作上主要體現為經濟合作,包括貿易、投資、建設、聯通、金融等方面,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駕護航。“五通”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相關國家、地區法律制度的規制,離不開司法部門對糾紛的解決,離不開有關地區宗教信仰、社會習俗的約束。因此,重新認識國家和地區法律文化的差異性顯得尤為重要。沿線國家和地區,除了國家法律外,大量存在的是習慣法,宗教習俗和受利益、意識形態、文化等影響而形成的各種社會規則和行事方式,呈現出法律上的多元性。這種多元主義的法律觀對“一帶一路”目標的實現具有現實意義。

  一、法律多元的界定與本質

  受西方后現代思潮主張的文化多元性的影響,人類學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對這一領域的探索研究。“最初人類學家們通過考察殖民、后殖民社會的秩序,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將歐洲法律強加于殖民地的做法并未生成殖民者們津津樂道的所謂‘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殖民社會原有的秩序形式仍舊存在,并與歐洲法律體系相抗衡,從而形成了一種多元法律格局。”[3]范德林登(J.Vanderlinden)1972年最先對法律多元進行了研究,指出“法律多元是指在一個特殊的社會存在諸多不同的法律而在同一種情形下適用的狀況”[4],并對法律多元的各種情況進行了分析。格里夫斯(J.Griffiths)在《什么是法律多元》一文中指出:“就法律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它體現了一個新的研究范式,那就是法律多元。”他認為:“所有社會的法律秩序不是一個由國家決定的單一的、系統的、統一的等級規范秩序的命題,相反它來源于多個社會層面,并且能夠自我管理。”[5]胡克(M.Hooker)1975年出版的《法律多元》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他認為,法律多元是指“在同一情形下有兩個以上的法律相互作用的情況”[6]。法律移植是法律多元形成的重要原因。西方的殖民入侵帶來的法律制度并未消滅當地的習慣法與宗教,兩者處于一種并存狀態。日本學者千葉正士認為:“法律多元即是在基于一個國家法律文化之上的統一的國家法之下,每一個社會——法律體關于保存和重新闡述其法律文化所進行的內部斗爭和決定。”[7]千葉正士的三重二分法通過將法律分成官方法和非官方法、固有法和移植法、法律規則和法律原理三個方面來分析法律多元。學者們對法律多元的界定不勝枚舉。縱觀這些界定發現,由于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研究的重點問題不同,導致了對法律多元的界定不同。雖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但是對法律多元的研究表明,人類社會并非只有國家制定并保證實施的法律,還有其他很多秩序規則在約束著人們的行為,發揮著與法律同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較于國外學者對法律多元問題的研究,我國對于此類問題的研究要晚一些,但是法律多元這一概念從國外引入我國后迅速成為了熱點議題。以梁冶平為代表的對法律文化的研究,蘇力的本土資源論,以及眾多學者對少數民族習慣法的研究,都是法律多元理論的應用。法律多元理論并不是學者們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法律多元源于文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必定造成社會多元,社會多元造成社會秩序的多層次性,從而自然形成法律多元。”[8]在人類學家的視野中,法律只是文化在社會秩序領域的一種表現形式,文化與法律沒有明確的界限。“在一個存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內,由于法律作為制度層面上的文化,本身就是特定文化內在的一種構成要素,因而多元文化很可能導致多元法律在同一社會中同時存在的現象。”[9]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文化又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如果脫離文化背景來理解法律,就是片面的和孤立的。

  法律多元是通過法律現象來研究社會本身,并非局限于本體意義上的法律。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中,社會控制體系不僅包括國家制定并保證實施的國家法律制度,而且還包括習慣法、鄉規民約等多元化的秩序規則。梅莉(S.Merry)也認為:“法律多元論的興起是基于兩個不可忽視的基本事實:一是世界上的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套國家法律體系之中,二是國家法律體系本身就是西方法律和其他法律體系的多元混合物,而它又往往與非國家‘法律’(習俗、本土或民間非正式秩序等)并存。”[10]各個地區因自然、歷史、社會習俗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秩序規則,沒有普遍適用的唯一的法律。正如博登海默(E.Bodenheimer)所說:“法律是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拐彎的大廈,在同一時間里想用一盞探燈照亮每一個房間、凹角和拐彎是極為困難的。”[11]他說的法律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即使在同一時空下,法律也是多元的。法律是歷史文化的沉淀,也有外來文化的輸入,“它既是一個民族法律性格的體現,也是本土法律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它體現了執政者的法律意志,也體現了國家對于民間規則和多樣生活方式的妥協。”[12]由此可見,法律多元具有強大的包容性。

作者簡介

姓名:康紅欣 袁同凱 工作單位:南開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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