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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話語批判:重新認識鴉片戰爭
2019年04月30日 17: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周文 字號
所屬學科:經濟學關鍵詞:鴉片戰爭;閉關鎖國;貿易順差;國家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1840年發生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繞不開的重大事件,歷史學家一般將鴉片戰爭的起因和中國在戰爭中的失敗,歸結為明清時期中國閉關鎖國導致的封閉與落后。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中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重新進行解釋,認為鴉片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英之間貿易順差,英國企圖借助鴉片貿易改變貿易逆差無果而發動戰爭。對鴉片戰爭再認識,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西方所謂“自由貿易”話語背后的歷史真相。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和開放;另一方面得益于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關鍵詞:鴉片戰爭;閉關鎖國;貿易順差;國家治理現代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1840年發生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繞不開的重大事件,歷史學家一般將鴉片戰爭的起因和中國在戰爭中的失敗,歸結為明清時期中國閉關鎖國導致的封閉與落后。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中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重新進行解釋,認為鴉片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英之間貿易順差,英國企圖借助鴉片貿易改變貿易逆差無果而發動戰爭。對鴉片戰爭再認識,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西方所謂“自由貿易”話語背后的歷史真相。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和開放;另一方面得益于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關鍵詞:鴉片戰爭;閉關鎖國;貿易順差;國家治理現代化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的輝煌成就讓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也讓更多中國人看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后的真正密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世界近代歷史300多年來的大事件。歷史連著過去、現在和未來。對中國而言,1840年的鴉片戰爭長期以來被視為近代史的開端,也是近代中國一連串失敗和屈辱的起點。正因為如此,如何看待鴉片戰爭的起因及其影響,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關于鴉片戰爭的起因,100多年來歷史學家在解釋,認為鴉片戰爭是因為中國閉關鎖國,所以英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閉關鎖國也成為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而從經濟學的視角看,可以發現,近代中國的市場遠比英國發達,近代中國也沒有閉關鎖國。否則,怎會有中國對英國的貿易順差。因此,現在是需要對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鴉片戰爭原因進行重新解釋的時候了。只有尋找到近代中國落后的真正原因,才能理解為什么自鴉片戰爭以來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雖然有無數仁人志士為之浴血奮斗而依然改變不了被殖民的命運,也才能全面認識為什么中國經過40年改革開放就取得了偉大成功,中國由此重新崛起和不斷走向全面復興。

  現在來看,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很多是按西方中心論在解讀和敘事。歷史學上有一個流派叫歷史學的輝格解釋,就是說用現在去解釋過去。西方之所以成為現代化的先行者,是因為西方的理性和西方的文明,所以有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托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桑巴特的猶太人與資本主義,這些都是用現在去回溯過去。按照西方中心論,非洲之所以落后是因為黑人的落后,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僵化、停滯的專制主義。毫無疑問,只是在西方的聚光燈下尋找歷史的成因,是一種歷史的誤導,事實上根本無法解釋和說明為什么19世紀前的2000多年中國一直遙遙領先于西方,而只是到了19世紀才形成了中西方的歷史“大分流”。

  受歷史學的輝格解釋影響,100多年來關于鴉片戰爭的解讀和近代中國落后大多是用閉關鎖國來解釋,這種深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敘事掩蓋了歷史的真相。克羅齊說過,歷史絕不是用敘述寫成的。歷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好在西方主導歷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還了。還原歷史也是對歷史的尊重,那么鴉片戰爭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避開西方話語陷阱:近代中國真的閉關鎖國嗎?

  最早用“鎖國”一詞描述清朝中國的中文文獻,目前能查到的是始于汪精衛。1906年,汪精衛在《民報》刊發文章《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其中有云:

  “自西力東侵以來,吾國陷于旋渦之地位,既無復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國力頹喪,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終日,國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實惟滿洲人秉政之故。蓋我國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無過,而厲行鎖國主義,鼓舞排外思想,見靡外侮,馴致于危亡,猶復調唆列國之沖突及其嫉妒心,使勢力平均主義亦將不能維持者,實惟滿洲政府,獨任其咎……聞者疑吾言乎?試取外國人之言論以證明之。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一六四四年,滿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專從事于鼓吹國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歐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為其固有之性質。不知鼓吹激勵此思想者,實滿洲人也。蓋滿洲人欲以少數之民族制御大國,永使馴服其下,因而遮斷外國之交通,杜絕外來之勢力,其結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強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滿朝勢力之確立,全由于鎖國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謂名言矣。’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謂旁觀者清矣。”[1]

  隨著此文被大加引用,“閉關鎖國”即逐漸被廣泛接受并成為詮釋清朝落后的范式。特別要提醒的是,汪精衛用鎖國描述清朝中國,并非首出于己見,而是受西方話語的影響。因為近代中國的“鎖國”狀態,其實最初是出自西方對中國的感受。以西觀中,以西方的立場和對錯尺度看待和判斷它者,從而割裂了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與外界產生的關系,把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說成是一種被動的接受者。

  近代以來中國學習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為是。因為在那個年代,由于近代中國的落后,人窮志短,缺乏自信,往往拿西方話語做真理,引用“外國人之言論以證明之”,久而久之也漸漸認同了這一邏輯。因此,汪精衛雖然顯示出“睜眼看世界”的視野,但是落入了西方話語的陷阱。

  應該說閉關鎖國的印象,最初來源于明朝鄭和下西洋之后。鄭和下西洋開歷史之先,早于哥倫布航行世界一個世紀。有人說,如果不是明朝的過早海禁,世界歷史會重新改寫,東西方的大分流也不會出現,可能今天的中國會是另一番景象。事實上,后來的清朝海禁政策,并不是源于中國主動關閉通往西方的大門,而是因為倭寇泛濫而實施的海防政策。而將中國清朝的海禁認定為“閉關鎖國”的觀點,源于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受此影響,閉關鎖國成為近代中國落后的主流觀點,并寫入了歷史教科書。但是,根據現有的文獻來看,明代禁海時期約占75%,開海時期約占25%。在鴉片戰爭前的清代,禁海時期約占15%,開海時期約占85%。[2]單憑這個數據,就可以打破和顛覆之前所有的片面觀點了,也說明明清兩朝尤其是清朝并不是閉關鎖國。乾隆帝在《敕諭英吉利國王書》中說:“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又曾說:“民俗易器,洋商雜處,必致滋事”。乾隆此說不能作為閉關鎖國的證據,而是表明大清物產豐富,自給自足,充滿自信。只是這種自信,今天來看有點妄自尊大。

  事實上,鴉片戰爭前,歐美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已經非常大,且一直在增長。在1764年至1806年的半個世紀中,英國輸入中國的貿易額增加了九倍,中國輸入英國的增加了四倍;美國輸入中國的貿易額增加了四倍,中國輸入美國的增加了九十多倍。[3]據美國人統計,181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就超過了其進口總量的1/3,將近英國進口量的3/4(美國是9867208美元,英國是13048022美元,進口總量是26200230美元)。[4]據1833年在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的聽證會記錄,英屬殖民地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總額每年為3200萬美元,而中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是1100萬美元。[5]另據同時代人菲普斯估計,中國與英國貿易達4445萬美元,英屬印度和中國間的貿易為2743多萬美元。[6]中西方各種估算雖有出入,但均可看出中外貿易在當時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

  另一個典型事例就是這個時期來華并不幸沉沒的瑞典著名商船哥德堡號。250年后,當人們從哥德堡沉船里打撈出大量的瓷器和茶葉。人們都無不驚嘆其數量之龐大,貨物之珍貴,價格之昂貴。由此可見,即使在清朝時,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布匹、漆器、藤器,仍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時外國的香料、染料、金銀、玻璃瓶、珠寶、藥材、印花布、羽毛、獸皮、鐘表也紛紛進口到廣州,然后流傳至全國。[7]

  史學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槍與賬簿》中談到全球化時說:“傳統的‘明清閉關自守’論,今天已經過時。只有摒棄了這種陳說的束縛,才可以實實在在地來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事實上,早在16世紀之前很久,中國就一直在亞洲東部和印度洋東部經濟圈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紀,歐洲人從海路到達中國之后,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東部地區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在經濟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掀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的大潮。”[8]

  由此可見,清朝并非完全閉關鎖國,其貿易量與宋朝明朝相比也毫不遜色。更有意思的是,到達廣州口岸的外國商船中,英國船只最多,平均占總數的70%—80%。也就是說,英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1830年,連英國下議院對在廣州從事貿易的各國商人進行調查后,也得出結論說:“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9]由此,我們絲毫不能得出清朝是“閉關鎖國”的結論。但是,英國人罔顧事實,出爾反爾,指責中國閉關鎖國最兇的就是英國,用武力打破中國大門的也是英國。

  西方話語批判:究竟什么是鴉片戰爭的真相

  無論是走進來還是走出去,清代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因此用閉關鎖國概括清代中國對外狀態完全不符合史實。既然清朝并不是閉關鎖國,英國又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那英國又為何要向中國動武呢?原因很簡單,就是中英之間貿易長時間無法改變的順差。中國自從同西方直接開展貿易以來一直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一直在世界貿易中居于順差。中國輸出大量茶葉,從西方國家換來白銀,這使得西方國家的白銀大量流失。反過來,中國又不從西方進口什么貨物,也就是說中國對于西方白銀是有進無出。在那個年代,中國雖然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但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中國基本上能夠自己生產出自己需要的生活產品,而西方自己需要的產品則不能依靠自己生產得到滿足,只能購買中國的產品,于是歐洲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特別是作為世界第一帝國的英國,無法容忍這一順差。貿易不能解決的問題,只好憑借武力解決。英帝國自認為經過工業革命,變成世界頭號帝國,對于這種貿易逆差形成心理落差。英國人先是用卑鄙手段走私鴉片來平衡貿易逆差。但是,走私鴉片畢竟是冒風險的事,更違逆道德的聲譽。我們必須記住,當時英國自己的法律不允許本國的鴉片貿易,也不允許殖民地的鴉片貿易。更進一步說,英國人遠遠沒想到,走私鴉片遭遇到中國的強烈抵制,尤其是林則徐的轟轟烈烈嚴厲禁煙運動。于是,英國人找了一個冠冕堂皇卻又是荒唐的借口,以閉關鎖國為由向中國動武。對此,馬克思感慨,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10]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11]“清朝政府閉關鎖國”的結論,是英國人為了掩飾自己的罪惡而尋找的借口。

  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大量的鴉片貿易,企圖用最快的速度,用最罪惡的手段來平衡貿易逆差。但是,馬克思說,中國市場的特有現象是:自1842年的條約使它開放以來,中國出產的茶葉和絲向英國的出口一直不斷增長,而英國工業品輸入中國的數額整個說來卻停滯不變。中國方面的這種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可以說同俄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差額的狀況相似;不過后一種情況,一切都可以用俄國的保護關稅政策來解釋,可是中國的進口稅卻比任何一個同英國通商的國家都低。[12]這進一步說明,鴉片戰爭之后,盡管中國進口關稅很低,但是除了鴉片貿易的大量涌入外,英國的產品依然沒有能力進入中國。也就是說,不是因為中國國門關閉,英國產品進入不了中國,而是因為英國產品沒有銷路,是英國產品自身問題。

  馬克思強調,過去有個時候,曾經流行過一種十分虛妄的見解,以為天朝帝國的大門被沖開一定會大大促進美國和英國的商業;當時我們曾經根據對19世紀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所作的詳盡的考察指出,這些奢望是沒有根據的。[13]后來的事實也證明,1842年條約在促進英國對華出口貿易方面,沒有發生絲毫作用。[14]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服飾的偏愛,這些是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都遇到的障礙。至于粗斜紋布的厚度和強度,難道英國和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使他們的產品適合中國人的特殊需要嗎?這里,我們就接觸到問題的癥結了。[15]

  到此,我們終于明白,用馬克思的話說,慣于吹噓自己道德高尚的約翰牛,卻寧愿隔一定的時候就用海盜式的借口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只是他忘記了:如果用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羅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國人民的金錢,那么這兩種方法必然會相互沖突、相互消滅。[16]

  誰是自由貿易的敵人?

  英國人用閉關鎖國責難中國時,自然而然設置了一個自身開放的形象。這種形象主要表現在其為自身設計又自我標榜為自由貿易播種者的角色,甚至認為這種角色與西方文明有本質性的關聯。然而,歷史證明這種角色和關聯是不成立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說當年清朝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是閉關鎖國,那么,英國人自己同樣也可以算是閉關鎖國。荷蘭是英國之前崛起的大國,主要從事全世界的貿易中介,有“世界海上馬車夫”的稱號。為了從商業上打敗荷蘭人,英國的《航海法》規定,運輸貨物進入英國的船只,必須使用英國的船只,或者輸出國的船只。荷蘭人沒有識別出英國人的伎倆而針鋒相對,結果荷蘭很快失去世界貿易中間商的地位。有人說,如果沒有英國的壟斷,世界歷史會再次改寫,美國就不會誕生,英國也不會衰落和淪落到今天的地步。正是因為英國對美國的茶葉壟斷,才導致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由此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英國人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個教訓對英國可以說是刻骨銘心。再來看看英國國門的真實情況。直到鴉片戰爭前,英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從未達到所謂自由貿易的水平:1700—1799年是27%;1800—1845年是40%,其中1800—1809年間增長高達36%,1810—1819年間則增長44%,1820—1829年間增長達到頂峰55%,而1830—1839年間則為38%,到1840年時征稅種類多達1146項。另一方面,1833年英國對華茶征收96%至100%的進口稅,1834年提高到100%至300%。[17]

  馬克思說,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18]可以說,英國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始作俑者。只能按英國人說的做,不準按英國人做的去做。永遠只能做貿易的贏家,只賺不賠,天下沒有這樣的買賣。只允許自己做對貿易有利的事,不允許別人保護自己的利益,否則就指責為 “閉關鎖國”。這只是一個十足的強盜邏輯。

  我們今天總結歷史教訓說,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并不等于說揮大棒就好,打人就對。過去很長時間人們認為,市場是歐洲最先發展起來的,并且那里達到了最高水平。但是現在的研究發現,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國市場的高度發達或運轉靈活。珠三角、長三角,桑蠶絲專業化水平很高。商人長途搬運糧食來往1000多公里,運行效率很高。比同期的法國、英國和美國市場更為有效。[19]但是有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相對發達的市場貿易,而且又沒有閉關鎖國,并沒有導致工業化的突破,反而逐漸淪落?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落后的歷史之問。

  我們必須承認,從世界工業革命開始,中國摔了一個大跟頭。從此以后,中西方開始出現大分流,中國由此屢屢被西方洗劫、侮辱。但是不能因此就簡單化地把近代中國的落伍歸罪于閉關鎖國。近代中國落后也決不是閉關鎖國的結果,閉關鎖國是西方捏造和羅織的莫須有“罪名”。

  當年中國的錯誤在于,一方面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衰弱而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妄自菲薄與妄自尊大交織,尤其是當年沒有意識到,與我們打交道的對手是一個帝國,是一個為了金錢不擇手段的國際強盜。中國更沒有深刻認識到,對付這些強盜只能用更強硬的手段,不能因為中國有著幾千年積淀而形成的中華文明,就以“君子之道”揣度這些強盜帝國的心態。雖然不能用野蠻對付野蠻,但也必須換一種手段,因為解構強盜的邏輯只能用更強的國力去實現。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國家一改過去“一窮二白”的面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舉世矚目。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國力日益強盛。今日之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由此沒有人敢欺負,中國人也不再害怕被人欺負。

  無獨有偶,歷史往往有驚人相似的一幕。今天美國也因為中美貿易中的逆差,率先挑起貿易沖突。他們的理由與當年的英國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異曲同工,說什么中國的開放不夠,是因為中國市場不開放才造成中美貿易的逆差,由此形成了競爭的不公平性和貿易的不公平性。因為在美國人心目中,作為世界第一的帝國似乎天經地義只能是貿易順差。

  黑格爾說過: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馬克思進一步補充道:第一次以悲劇方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20]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的悲劇,但是這樣的悲劇不可能在中國再次重演,因為今日的中國早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一個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同樣,一個國家也是如此。2018年11月5日,中國舉辦的世界進口博覽會,僅僅只有5天時間交易額達到了578億美元。[21]而11月11日,中國的淘寶網一天交易額達到2000多億。[22]短短兩個時間段,中國人用巨量的購買力事實徹底打臉美國人的說法,同時也讓美國人對自己的說法蒙羞,再次充分證明中國不但具有世界第一的制造能力和生產能力,而且還有世界第一的購買力。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說,請你給我我所要的東西,同時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23]自古及今,貿易的長期平衡只能在互通有無中動態實現。因此,中美貿易中的中國順差絕對不是美國人說的那樣,是因為競爭不公平性和貿易不公平性造成的。

  現在看來,中國的大門歷史上從來就是開著的。對照歷史上的兩個相似大事件,是揭開歷史真相的時候了。西班牙內布里哈說過,語言從來是帝國的最佳伴侶。[24]國家之間的碰撞,不可輕易混淆為貿易的沖突。說到底,貿易之間無所謂沖突可言,歷史上所有大規模沖突都是發生在帝國之間。因此,帝國心理作崇才是自由貿易的大敵。

 

    注釋:

  [1]汪精衛:《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汪精衛集》(第1卷),上海: 光明書局,1929年。

  [2]劉軍:《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贅述》,《財經問題研究》2012年第11期。

  [3]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頁。

  [4]泊兆:《近代的錯誤開端——重新認識鴉片戰爭》,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bozhao/2017_09_03_425532_s.shtml

  [5]葉顯恩:《世界商業擴張時代的廣州貿易(1750~1840年)》,《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6]鄧玉梅:《瑞典“哥德堡”號所反映的中瑞貿易交流》,《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7]何龍寧:《“哥德堡號”沉船與廣州十三行研究》,《廣東史志》2002年第3期。

  [8]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9]格林堡著《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55頁。

  [10]《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779頁。

  [11]《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04頁。

  [12]《馬克思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11頁。

  [13]《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3頁。

  [14]《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5頁。

  [15] 《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45頁。

  [16]《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14頁。

  [17]林德特、金德爾伯格:《國際經濟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18]《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8頁。

  [19]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馬恩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頁。

  [21]新華網:《578.3億美元!首屆進博會交易采購成果豐碩》,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0/c_1123694326.htm,2018年11月10日。

  [22]新華網:《2018天貓雙11成交2135億元》,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8-11/12/c_1123696895.htm,2018年11月11日。

  [2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頁。

  [24]西班牙學者安東尼奧·德·內布里哈在其1492年出版的《卡斯蒂利亞語語法》曾宣稱:“語言從來都是帝國的最佳伴侶。”  

  

  (作者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簡介

姓名:周文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職稱:教授、博士生導師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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