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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唯物論角度研讀歷史學理論著作
2019年04月15日 09:27 來源:《西藏日報》2019年4月15日06版 作者:丹增珠杰 字號
關鍵詞:唯物論;歷史學理論;歷史規律

內容摘要:最近,筆者閱讀了《黑格爾歷史哲學》《藏族史學發展史綱要》等關于歷史學的理論著作,感悟頗深。

關鍵詞:唯物論;歷史學理論;歷史規律

作者簡介:

  最近,筆者閱讀了《黑格爾歷史哲學》《藏族史學發展史綱要》等關于歷史學的理論著作,感悟頗深。

  一、歷史是偶然與必然的交響

  偶然因素對歷史的影響決不能忽視,因為任何一條必然性法則不可能覆蓋全部歷史,如果否認了偶然性的存在,歷史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歷史的偶然性有其獨立存在的條件和價值。但歷史絕非由偶然性因素支配,歷史的必然性仍然主導著歷史的演變,它是隱蔽在歷史現象背后的規律性東西,靠無數的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決定著歷史發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對歷史的發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作用。不管有沒有巴士底獄事件,法國大革命依然要爆發。不管有沒有波士頓傾茶事件,美國獨立戰爭依然要爆發。不管有沒有陳圓圓,明朝氣數已盡、無力回天,無論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還是關外的清軍,鼎革換代是無法避免的。不管有沒有亞羅號事件,鴉片戰爭依然要爆發。不管有沒有馬嘉理事件,帝國主義早已蠶食老態龍鐘、不堪一擊的清政府。不管有沒有巴黎和會,中國在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和“文明示范”齊頭并進下,已經或多或少卷入世界現代化洪流中,從洋務運動器物層面變革到戊戌變法制度層面變革,再到最后五四運動觀念層面變革,已成為歷史趨勢。不管有沒有擦榮事件,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改革在當時傳統勢力的傾軋下,最后與西藏革命黨等其他主體發起的改良嘗試殊途同歸,結局都走向失敗,西藏傳統結構和保守勢力對系列改良措施建立的防御工事及展開的強勢反攻都具有相似特征,是系列改良嘗試必然導致失敗的原因,擦榮事件只是催化了失敗的進程。

  二、歷史是求真與致用的統一體

  歷史兼容過去和現在,是求真和致用的統一體。歷史既是一面透視鏡,能透過時光的隧道回到過去;又是一面反光鏡,能以史為鏡、以史資政。正是因為歷史兼具求真和致用的雙重屬性,所以現在的歷史學逐漸分化為“基礎歷史學”和“應用歷史學”兩種二級學科。如果求真壓倒致用,歷史研究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漫無目的、隨波逐流,歷史就失去研究價值;如果致用壓倒求真,結果會使史學喪失自主性,地位岌岌可危。

  歷史的求真作用。班氏父子提出的“實錄”觀念,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學的求真原則達到了自覺。班彪評價司馬遷的《史記》時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清朝乾嘉考據學派將求真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之所以具有極高的文獻參考價值,是因為吐蕃從松贊干布起,非常重視王朝史事的記載,在王朝中專門設立記事官和執掌宮廷府文書,他們忠實記錄歷史事實。史官在撰寫歷史時,擺脫神話色彩,對歷史堅持求真、客觀、嚴謹的態度,表現出一定的人文主義史觀。因此,在史官筆下記錄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是研究吐蕃史最重要的一手王室檔案。歷史追求求真毋庸置疑,但不能故步自封、閉門造車,應該與現實世界充分聯系起來,畢竟一切歷史都與當代相關。乾嘉考據學派在大興“文字獄”的時代背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證古書上,改訛文、補脫文、刪衍文,對舊史進行改作、補作、校注、輯佚和辨偽,不分巨細、不厭其煩。他們沉醉于歷史的細枝末節不能自拔,喪失了歷史的致用價值。

  歷史的致用作用。“帝王覽史以勉志,人民讀史以勵行”,歷史具有積極的致用作用。盡管時代的發展、科技的創新為現實和歷史之間劃出一道鴻溝,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這道鴻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肯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搭建橋梁,歷史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為現實服務。

  歷史的致用作用是多面的:它不僅可以保存人類的集體記憶,維系人類生存的連續性;它也是民族認同的大熔爐,可以強化民族、國家和文化認同,延續民族傳統的血脈相承;它還可以維護人類共同的價值準則,因為無論是哪個時期的歷史,都不會贊美任何意義上的暴力、仇恨、獨裁、屠殺等,這是人類普遍遵守的基本價值尺度。重要的是歷史具有為現實服務的作用,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作為一種鑒戒之學,一直發揮著它的致用作用。

  三、文史不分家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虛,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優美的敘事是歷史著作的裝飾品,點綴、粉飾、裝扮枯燥乏味的歷史,賦予封塵的歷史新的生命力。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是中國歷史文學作品當之無愧的泰斗。反觀西藏地方史,與之媲美的有五世達賴喇嘛的《西藏王臣記》,作者用詞古雅,精心于文詞的修飾,文筆明麗,是一部文學佳作,但又不乏對事件的嚴密梳理,對史料的嚴謹考證,能夠熟練自如地運用所掌握的史料,同樣不失為一部歷史巨著。所以,歷史與文學并不絕緣,它們之間并沒有鴻溝,歷史與文學之間是可以相輔相成、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的。

  當質勝文的時候,歷史就顯得枯燥乏味,只是史料的堆砌;當文勝質的時候,歷史就顯得空洞華麗,喪失了歷史的基本屬性,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當文質相當時文史一家的精髓才能在著作中發揮極致,使得著作兼具歷史、文學的雙重屬性,以饗今人。

  四、事文義的辨析

  “事”是本體意義上的歷史,是一切歷史記錄和綜合敘述的基礎,但它又是離我們遠去且不為人知的往事,這種已經消逝的往事,只能通過被描述的歷史而重建,只能通過文獻的考證(證實、辨偽)、校勘和與不同文獻的對比,以及對史料記載人信用和能力的考察來接近。法國歷史學家安托萬·普羅斯特在其著作《歷史學十二講》中提出:“所有的考證方法都要回答如下一些簡單問題。資料是從哪里來的?作者是誰?資料是如何流傳和保存下來的?作者是真誠的么?他會不會有意無意地歪曲其證言?他說的是真的嗎?在他所處的位置上能夠掌握真實的信息嗎?會不會有什么偏見?這些問題可分為兩類:真實性考證針對證人或明說或隱含的意圖,準確性考證針對其精準程度。前者要戳破謊言,后者是要指出錯誤。”

  “文”是歷史敘述,也就是被描述的歷史,它是歷史過程、歷史現象的載體,是通過篩選、組合、描述混沌無序的、作為本體的、客觀存在的歷史本身,對其建立具有一定邏輯的序列,使讀者更加容易接受、理解、解讀。編年體以年代為序列,紀傳體以人物為序列,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序列,典志體以制度為序列。以敦煌吐蕃文獻為例,PT1288《吐蕃大事紀年》遵循編年體史書的規范,PT1287《贊普傳記》具有紀傳體本紀或列傳的風格。此外,西藏傳統的歷史敘述體例自成體系,有教法史(著作有《紅史》《青史》《賢者喜宴》等)、王統史(著作有《如意寶樹史》《西藏王統記》《新紅史》等)、個人傳記(著作有《熱譯師傳》《五世達賴喇嘛傳·云裳》《頗羅鼐傳》等)、世系史(著作有《朗氏家族史》《薩迦世系史》等)、史冊(著作有《紅史》《青史》《白史》等)、地理志(著作有《后藏志》《瞻部洲志》等)、寺廟志(著作有《大昭寺志》《塔爾寺志》等)、行路指南書( 著作有《印度指南》《香巴拉指南》等)、年表(著作有《佛歷表》《大事年表》等)。

  “義”是史學的靈魂,為要中之要。歷史觀就像血液和細胞一樣,為歷史的骨架賦予鮮活的生命,使歷史躍然紙上、栩栩如生,正所謂“史學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歷史觀在歷史三要素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為封塵的歷史植入人的思想、人的意識、人的情感,迸發出作者的思辨之花,流露出作者的真切情感,使得歷史變得具有故事性、思想性和哲理性。后現代主義在否定和批判中確立自身,懷疑歷史的進步性,反對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礎、中心、視角,以持續不斷地否定、摧毀為特征,破除權威,提倡多元,將中心變成邊緣,系統變成斷裂,整體變成碎片,意義變成虛無。佛教后弘期開始,宗教在藏族史學中具有主導地位,傳統的史觀總體而言帶有濃厚的神權歷史學或宗教歷史學的色彩,藏族史料著作價值分類中最具有意義的歷史是宗教史,其次才是地方王統史。這是因為藏族史學家多數是宗教信徒,在其著作中有意渲染宗教,體現出對于宗教歷史觀的興趣。總之,歷史觀為歷史賦予鮮活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才使歷史得以百花齊放、洋洋大觀,構建了博大、豐厚、絢麗、多彩的歷史資料寶庫。

  (作者為西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作者簡介

姓名:丹增珠杰 工作單位:西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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