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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看東岸” ——張燮《東西洋考》中的臺灣書寫
2019年04月24日 06:36 來源:福建日報 作者:謝海潮 字號
關鍵詞:東西洋考;番考;海禁

內容摘要:張燮于明萬歷丁巳年(1617年)寫成的《東西洋考》之《東番考》,成為明代書寫臺灣的一部流傳甚廣的作品。《東番考》記錄了北部臺灣基隆、淡水一帶的風土人情和貿易情況,描繪了一幅明代寶島的生動圖景。泉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師于婧認為,《東西洋考》對當時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極具參考作用,不但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其敘述詼諧幽默,反映了明末文學的審美特征,滿足了當時大陸讀者的好奇心。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張燮應海澄知縣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蕭基、督餉別駕王起宗之邀,撰寫《東西洋考》,主要目的是為海澄等地的商人提供與東南亞各國貿易的參考。

關鍵詞:東西洋考;番考;海禁

作者簡介:

  張燮于明萬歷丁巳年(1617年)寫成的《東西洋考》之《東番考》,成為明代書寫臺灣的一部流傳甚廣的作品。《東番考》記錄了北部臺灣基隆、淡水一帶的風土人情和貿易情況,描繪了一幅明代寶島的生動圖景。泉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師于婧認為,《東西洋考》對當時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極具參考作用,不但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其敘述詼諧幽默,反映了明末文學的審美特征,滿足了當時大陸讀者的好奇心。

   海上貿易“指南” 

  《東西洋考》后收錄于《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提要》在介紹該書作者張燮時說:“燮,字紹和,龍溪人,自署海濱逸史。蓋布衣也。是書成于萬歷丁巳,仿宋趙汝適《諸蕃志》例,惟載海國之通互市者。”張燮是漳州龍溪(今漳州市區和龍海北部)人,家學淵源頗為深厚,曾祖張綽、伯父張廷棟、父親張廷榜皆為進士,父親曾任太平知縣、鎮江丞。

  張燮生于明萬歷元年(1573年),卒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他自幼“聰明敏慧,博極書”(康熙版《龍溪縣志》卷八《文苑·張燮傳》),于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中舉人。不過,明朝中后期政治日趨黑暗,張燮目睹父親為官清廉,卻被無故罷官,深知朝政腐敗,不必執著于考取功名、留戀仕途。歸鄉耕耘三十年,他設館授徒,著書立說,與蔣孟育、高克正等七人結社于芝山,合稱“七才子”。其學識和人品得到時人的充分肯定,黃道周對他贊許有加,曾經說過,“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

  明代福建的小商品制造業遠超宋代,商品市場也比前代開闊。到了晚明,中國已經成為環球航線中的一個重要交易地,福建生產的陶器、白糖、紙張、生絲、雨傘等小商品很容易在海外找到市場,漳州的制糖業、制煙業也形成了一定規模。“晚明福建社會商品經濟十分發達,海上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加大,許多民眾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于婧說,他們從傳統的“重農抑商”中掙脫出來,不再固守原有的社會地位高低的觀念,重視錢財利益帶給生活的實質改變。

  明代中晚期,漳州海澄的商人群體不斷擴大,在月港,幾乎無人不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張燮應海澄知縣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蕭基、督餉別駕王起宗之邀,撰寫《東西洋考》,主要目的是為海澄等地的商人提供與東南亞各國貿易的參考。此書提及的“東西洋”,以婆羅洲(今加里曼丹島)為界,婆羅洲以西稱“西洋”,婆羅洲以東稱“東洋”。鄭和下西洋的“西洋”,指的就是婆羅洲以西區域。

  熱情好客的島民 

  《東番考》為《東西洋考》其中一章,所描述的“東番”并非臺灣全島,主要是指北部臺灣基隆、淡水一帶,全文共一千五百余字。張燮特意在《東番考》標題旁注明,“東番”“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于此”;在結尾“論曰”又說,“雞籠……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均說明臺灣島離祖國大陸非常近,是一個重要的地區,不能與東南亞地區相提并論。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與人打交道,講述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在《東番考》中所占比重最重,“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元明設澎湖巡檢司,故此處以澎湖作為參照,當時這片區域的居住人口不到一萬五千人。

  當地少數民族同胞在生活中有諸多與漢族同胞相異的習俗,文中作了生動介紹。如在服飾習慣上,“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女年十五,斷唇兩旁二齒),以此為飾,手足則刺紋為華美”,但他們也能尊重漢族同胞習俗,與漢人交往時,則以漢人的禮節著裝,“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

  男女自由戀愛,“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或云既留為婿,則投以一箒、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后歸”。由此可知,明代中后期的臺灣社會還保留大量類似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的“走婚”習俗,這對當時的儒家社會來說是非常新奇的。

  文中還描述“東番”人性格勇敢彪悍,但“村落相仇”持續的時間并不長,“次日即解嫌,和好如初”。令人覺得“東番”人有點“拙”得可愛,并非不可親近。“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講的是淡水人貧窮,但做買賣簡單直爽。島民熱情好客,“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至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自疏莽有韻”。

  當時的臺灣是一片正在被開發的處女地。漢人在荷蘭人來到臺灣之前,已經在臺灣耕耘并形成族群。明代屢次下達“禁海令”,并不能杜絕沿海居民望海謀生,福建沿海的居民迫于生存壓力,往往鋌而走險出海捕魚,活躍在臺灣海峽之上。嘉靖、隆慶(隆慶元年即1567年開海禁,史稱“隆慶開關”)、萬歷年間,沿海居民來臺捕魚者漸多,和臺灣少數民族同胞建立了友好的貿易關系。據有關檔案記載,崇禎十年(1637年)前后,自金門、烈嶼、廈門島等地,每年有漁船300艘至400艘來臺,漁人有一萬人左右;輸往大陸的水產物有100萬斤至120萬斤,主要為鯔魚。

  幽默的講古者 

  張燮在撰寫《東番考》時,參考了陳第等人著作。《東西洋考·凡例》自敘本書資料來源是:“間采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商人)、舟人亦多借資。”由此不難看出,此書明顯帶有俗文學的特性,不避諱“道聽途說”。張燮這位講故事的人,采取了迎合受眾的寫法,更加突出為商服務的主題。

  鹿皮是明代臺灣最重要的貿易貨品之一,1638年出口日本的鹿皮最多,達到15萬多張,其他年份出口的數量也有七八萬張。當地少數民族同胞是捕鹿的主要力量,捕鹿技術之高超,狩獵工具之威猛,張燮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來形容,說“其人精用鏢,竹棅鐵鏃,長五尺九咫,铦甚,攜以自隨……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東番”人食鹿肉,篤嗜鹿腸,甚至吃鹿腸內未消化的新草,名曰“百草膏”,而一見漢族同胞“食雞、雉”則“輒嘔”。于婧認為張燮通過這一對比形成反差,頗有新鮮感和幽默意味。

  《四庫全書》編纂者站在清朝的立場看待前朝人之作,對《東西洋考》多有批評,說其“每國先列沿革事跡,多與諸史相出入”“次列海船交易之例,則皆采自海師賈客之口”,還認為“惟明代控制外番,至為無術。無事則百計以漁利,有變則委曲以茍安”,連帶譏諷張燮及其見解“稱功頌德,曲筆實多”,“蓋當時臣子之詞,置而不論可矣”。

  “在清代長期的禁海政策的背景下,海洋貿易并不受肯定和鼓勵。”于婧說,《東西洋考》不是官修之書,而是個人文集、民間刊刻,故不免帶民間敘事的特點,但作者寫書的意圖在于,福建沿海在當時已經成為中國海上貿易的中心,漳州、泉州很多人依賴與東南亞等地通商謀生,特別是明政府開海禁之后,月港成為對外貿易大港,傳統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改變,張燮也有意愿去記錄與服務這種改變。有學者稱這本書為“通商指南性質的書”,這一看法無疑更接近《東西洋考》的實際定位。

    記者 謝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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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謝海潮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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