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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領導干部不做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弘道者,那就失卻了根本—— 士大夫讀書傳統不能丟
2019年04月29日 13:46 來源:《北京日報》2019年4月29日16版 作者:劉緒義 字號
關鍵詞:領導干部;士大夫;文化;

內容摘要:然而,要保持這股熱潮持續長久下去,領導干部就不能拋棄自己讀書人的身份。讀書人應該是一個領導干部一生不能拋棄的重要身份古代的士大夫,許多來自于讀書人。但是,這只是意味著士大夫對知識、文化、學問的壟斷被打破,領導干部實質上就相當于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精神依然可以在現代領導干部身上得以傳承和發揚。古代的士大夫官員無不以讀書人這個身份為榮耀古代的讀書人被稱為“士”,后來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儒生”或“儒士”,就是特指遵奉儒家學說的讀書人,以“儒”為姓,以儒為標簽、自許。古代讀書人的一個重要特質,便是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古代士大夫官員不會輕易舍棄自己的讀書人身份,以保持他們在文化上擁有的權威。

關鍵詞:領導干部;士大夫;文化;

作者簡介:

  建設學習大國,在當下中國尤其是在領導干部當中掀起了一股熱潮。然而,要保持這股熱潮持續長久下去,領導干部就不能拋棄自己讀書人的身份。

  讀書人應該是一個領導干部一生不能拋棄的重要身份

  古代的士大夫,許多來自于讀書人。現在的領導干部,也基本上都來自于讀書人。讀書人應該是一個領導干部一生不能拋棄的重要身份。

  古代的讀書人自稱儒生,讀書人從政做官,就稱為“士大夫”。《周禮·考工記》說:“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鄭玄注曰:“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荀子·榮辱》說:“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可見,士大夫是指擔任政府官員的文人學者,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儲備以作將來出任官員的士人。換句話說,只有做過官的讀書人才是士大夫,做了官而不讀書的不算作士大夫,歷史上那些沒有學問的官老爺為士大夫所不恥,尤其是在重文輕武的時代。

  雖然在清末,“士大夫”這個詞成為了歷史,但是,這只是意味著士大夫對知識、文化、學問的壟斷被打破,領導干部實質上就相當于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精神依然可以在現代領導干部身上得以傳承和發揚。其中最關鍵一點,就是領導干部同時也應該是讀書人或者說文化人。

  然而,領導干部同時兼有讀書人身份這一點卻被很多人所忽略。很多領導干部缺乏讀書人身份意識,甚至將自己和讀書人對立起來。有的總是抱怨工作太忙,沒有時間讀書,將為政和讀書割裂開來。這些思想觀念不僅影響領導干部自身的成長,也對社會讀書風氣不利。

  古代的士大夫官員無不以讀書人這個身份為榮耀

  古代的讀書人被稱為“士”,后來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儒生”或“儒士”,就是特指遵奉儒家學說的讀書人,以“儒”為姓,以儒為標簽、自許。科舉時代,只有中了舉人、具備了做官從政資格的讀書人,才有資格稱儒生。它不僅標明出身正途的身份,而且不無矜夸的意味。換言之,古代的士大夫官員無不以讀書人這個身份為榮耀。《紅樓夢》里薛寶釵以自己家是讀書人家為傲,書香門第成為受人尊重的對象。

  古代大多數士大夫不會忘記自己的讀書人身份,他們不僅自己白天做官,晚上讀書,還要求家人子弟堅持讀書,他們的家訓中,要求子弟做“讀書明理之君子”者比比皆是。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倡導,文人士大夫多年的讀書習慣使然,好學之風遍及朝野。“宋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宋真宗“聽政之暇,唯文史是樂”,明成祖看到“士人家稍有余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于是編成《永樂大典》,以至于明代官員以淘書、刻書為樂。另一方面,是由于讀書人骨子里那種“士志于道”的信念。《論語·里仁》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古代讀書人的一個重要特質,便是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古代士大夫官員不會輕易舍棄自己的讀書人身份,以保持他們在文化上擁有的權威。他們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傳承者和享受者,樂在其中。

  后來文章被抬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出現了一種“文以載道”的觀念,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主張,而是士人這個階層一種文化身份的象征。

  古代讀書人的一個重要特質,便是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他們思考的是國家的走向,是文化的傳承。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所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因而,歷史上不少讀書人為了確立儒學的正統地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價。如西漢時儒生轅固,為了捍衛儒家學說,對竇太后倡導的黃老之道公開排斥,差點被喂了野豬;董仲舒首倡“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唐代韓愈為辟佛,引起一場大風波,差點喪命;朱元璋要將孟子從孔廟中搬出來,取消其配享資格,刑部尚書錢唐頂著金吾衛射向他的箭,毫無畏懼直往大殿上闖,迫使朱元璋恢復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其他讀書人也一樣堅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或道統,矢志不渝。又有多少士大夫為了國家和民生,抱著滿腔的熱忱和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后樂,以實現其修齊治平的理想。

  直至清末的《學務綱要》還強調:“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無論學生將來所執何業,即由小學改業者,必須曾誦經書之要言,略聞圣教之要義,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雖然其中強調的內容已然過時,但這種意識或理念對于今天的領導干部仍然值得借鑒。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既要志于傳承弘揚中華文化之道,又要志于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道統,才能做到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如果黨員領導干部不做中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弘道者,那就失卻了根本,亂了心性。

  (作者單位:長沙稅務干部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劉緒義 工作單位:長沙稅務干部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天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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