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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王思渝:展覽敘事與物的意義
2019年04月30日 09:35 來源:《博物院》2019年第1期 作者:王思渝 字號
關鍵詞:展覽敘事;物;時間線;社會維度

內容摘要:常設展覽通常被視為一家博物館建立自身品牌形象、彰顯定位和實力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這些展覽慣以長時段、線性發展的歷史過程作為自己的敘事模式,物在這類展覽當中被放置到了規整的時間序列當中,采用大批量依時間順序排列的方式,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史學意義上的“物證”。這種特殊性最直接的表現是,該展覽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慣有敘事模式,時間線不再作為唯一、連貫的線索串聯整個展覽。一、時間、社會與物我們可以從常設展覽中慣有敘事模式的成因說起。二、從展覽單元到單元中的物“湖南人”展覽由“家園”“我從哪里來”“洞庭魚米鄉”“生活的足跡”和“湘魂”五部分(也即五個展覽單元)組成。

關鍵詞:展覽敘事;物;時間線;社會維度

作者簡介:

  常設展覽通常被視為一家博物館建立自身品牌形象、彰顯定位和實力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然而,就當下我國主要的綜合類博物館的現狀而言,我們看到大量的常設展覽面貌相近。這些展覽慣以長時段、線性發展的歷史過程作為自己的敘事模式,物在這類展覽當中被放置到了規整的時間序列當中,采用大批量依時間順序排列的方式,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史學意義上的“物證”。2017年底,湖南省博物館新館開放,“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后文簡稱“湖南人”)是該館的常設展覽之一。與其他同類型、同等級的常設展覽相比,它有著明顯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最直接的表現是,該展覽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慣有敘事模式,時間線不再作為唯一、連貫的線索串聯整個展覽。那么,在破除了過往的模式之后,該展覽傳達出怎樣的敘事?在這種敘事中,物的意義又有何變化?

  一、時間、社會與物

  我們可以從常設展覽中慣有敘事模式的成因說起。首先,分析這種現象的成因可以從考察我國博物館展覽自身發展歷程入手。1958年中國國家博物館修建新館,“中國通史陳列”的設計工作隨之展開。在當時的內容設計中,時間和歷史發展在展覽敘事中起到了線索作用。由此而體現出來的長線條、依時間線表達社會發展的展覽觀點和實踐業已形成。而在近乎同一時期,以蘇聯為代表的地志型博物館開始影響我國。用常設展覽來反映長時間線式的整體歷史發展的思路已經形成。其次,這種敘事模式在當時盛行的、博物館以外的學術思想上也能尋找到契合點。這不僅包括了郭沫若等人當時所倡導的馬克思唯物史觀,還有在早期中國考古學形成過程中,在重建古史的史學定位下看待出土材料的做法。在上述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一種把物放置在時間維度當中,與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演進以及事實的考證相匹配的展覽敘事模式逐步根深蒂固。

  就“湖南人”展覽而言,它給我們帶來的最為重要的啟發之一,便是在有意無意間已經衍生出了展覽中的物在時間與社會維度之間相互平衡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是一個尚在權衡的問題。我們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為基礎討論這個問題。潘守永、吳興幟、彭兆榮等學者都曾有專門的文章討論物在人類學體系下的意義。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一方面繼續承認物在時間脈絡下作為“演進標識”的意義,另一方面,物在一種社會語境下所具備的符號和象征意義開始被進一步放大。研究的重點從一種時間線式的演進,轉為了對特定社會或文化法則的解釋和推論。

  綜上,這一系列的研究在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珍貴洞見的同時,也仍有不完善之處。其中重要的遺憾之一便在于,無論是還原歷史/社會真相,抑或是推演歷史/社會規律,對于時間與社會的偏頗總是難逃過于側重某一單向維度的質疑。因此,對一系列理論的回溯,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時間與社會維度的兩難;另一方面,這些回溯也提醒我們:物的意義是多元的,它不應當被理解為只能被局限于慣有的展覽敘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一種模式。

  二、從展覽單元到單元中的物

  “湖南人”展覽由“家園”“我從哪里來”“洞庭魚米鄉”“生活的足跡”和“湘魂”五部分(也即五個展覽單元)組成。總體來說,對“湖南人”展覽的成功或缺憾的評價可以是多角度的。而它最初引起我們關注的原因,是其放棄了以長時間線串聯整個展覽帶來的展覽敘事和物的意義上的轉變。表面來看,這種轉變難免會讓敘事顯得支離破碎。展覽的五個單元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接近于通常敘事邏輯當中的開篇與升華,其余的三個部分更多是一種并置型的關系,并無緊密的前后相接的邏輯。這樣的現狀或源于策展團隊在內容意義上的有意設計,抑或是受限于實際的展廳面積和展品數量等因素。但是,就最終所成的展覽效果而言,在放棄了以往的常設展覽常見的敘事模式之后,展覽所呈現出來的縱向、線性歷史發展的色彩開始減弱,一個橫向展開的整體社會的形象更為清晰,而該形象下的物的象征和符號意義得以放大。

  首先,展覽在前言部分對整體展覽的目標有了開篇明義的表達。由此,展覽的單元設置所表達出的敘事方式也不同以往。這三個單元分別代表的“人”“水稻”和“生活”。通過使用這三個表征要素,展覽單元內部雖然繼續延用了時間線的做法,但是同時也依靠將這三個要素一以貫之整個展覽單元,從而跨越了歷時性的限制,保持了相當的延續性。并且在上述展覽單元改變所帶來的導向下,對展覽中具體的物的意義也可以產生不同的理解。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時間的作用在這樣大體量的展覽中全然消失。它仍然是每個單元內部引領觀眾前進的、最為清晰易懂的線索。

  總體而言,如果一定要對“湖南人”展覽做出一個總體性的評價,我們看重的正是它在放棄了傳統長時間線串聯整個展覽的敘事模式之后,在時間和社會維度所力圖探索的這種平衡。這種做法我們更愿意將其理解為是傳統史學與地方性、社會史、歷史社會學/人類學思想的一種混雜。

  三、結語:再議展覽敘事

  歷史和敘事的組合已然意味著對一種非中性空間的承認。以“湖南人”為代表的這類展覽敘事方式放棄了長時間線的桎梏之后,對社會維度的宣揚自然也可以被理解為另一種非中性的話語。因此,如果從整體的文化現象的角度,在博物館展覽愈發承認自己的敘事轉向的時代,我們反而傾向于將這種“混雜”了敘事的意義歸結為非中性空間內的一種多樣性的豐富。這種豐富一方面是以貼近觀眾需求為動力的,另一方面也帶來對傳統學科知識/權力體系的挑戰,使博物館展覽的敘事模式不至于陷入長久同質化中而缺乏反思和突破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物所具備的多樣性意義如果被理解為一種真實存在的話,那么展覽敘事的“混雜”和多樣性也意味著我們增添了一種探討和發現其意義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存在,即便仍有局限,仍頗為模糊,但也是頗有意義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題《展覽敘事與物的意義——以“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為例》,《博物院》2019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閆涵/摘)

作者簡介

姓名:王思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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